非如此不可


  1985年,宗璞开始写作《野葫芦引》第一卷《南渡记》,时年57岁。1988年完成出版。之后因病停作5年,1993年开始创作《东藏记》,《东藏记》完成于2000年。先生今天已77岁高龄,听力、目力皆衰退,靠口授,仍在构思写作《西征记》与《北归记》两部长篇。我觉得宗璞是领天命而写作的,这朴素的坚持里有一个知天命老人的“非如此不可”,即使这个非如此不可表达得柔和、从容、悠缓。
  1995年,《东藏记》前三章在《收获》发表时,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。当时宗璞写了一个题记:“谨以此书献给抗日战争中的阵亡战士和被日本军国主义杀戮的、在战乱中丧生的无辜同胞。”而一转眼,已经是2005年,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。77岁的宗璞前两天在上海,谈到这部小说时,再次说:“个人的记忆确实会模糊,但是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应该永远是鲜明的,我们有责任让这个记忆鲜明。”宗璞没有忘记梁启超先生的“新小说论”,她说:“欲新一国之民,必先兴一国之小说。”梁启超在《小说界革命》一文中曾谈到,就是年年月月的才子佳人小说,侵害、萎靡了国人的精神状态。梁启超的原话是:“欲新一国之民,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,必新小说;欲新宗教,必新小说;欲新政治,必新小说;欲新风俗,必新小说;欲新学艺,必新小说;乃至于欲新人心,欲新人格,必新小说。何以故?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……”宗璞先生重提此话,真让人感慨万千。
  (选自《文汇报》,作者:芳 菲)